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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塔寺小学迟迟没有恢复。

我再上学的时候，乃是改去王李（庄）。王李与我们村是邻村。校址是一户普通农家的院落。开学之初，学生是否仅王李一个村的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我是在人家开学以后半路里去的。老师只有一位。

还在去王李上学之前，我就听说王李学校的这位老师，曾当过私塾先生。他当私塾先生的时候，对学生非常严厉，动辄体罚，我不免心存怕惧。及至去了王李，渐渐地我又不大怕了，因为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怕。他对我们的学习，并不是抓得很紧。对违反了纪律的学生，也不曾怎么认真地处置。于是，他的所谓严厉，在我看来，就仅仅剩下一天到晚地拉长着脸，呈一付拒学生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了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我是个遵守纪律的学生。我之所以遵守纪律，主要是胆子较小，害怕受到老师的体罚。既然连我都觉得老师其实并不怎么可怕，那么，其他的学生更加不觉得老师可怕，以致于大都越来越“疯”，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
那是一天的下午。上自习的铃声“当啷”“当啷”地响过，不少同学好像没听见似的，依然在院子里或追逐打闹，或玩儿弹琉璃球的游戏，乱糟糟你呼我喊。此种情况，久矣乎非止一日。

忽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老师来了！”大家才呼呼隆隆地拥向教室门口。

这工夫，我从厕所里出来，连忙跟在刚刚达成用干粮换纸交易——从我一进王李学校，就见许多同学有课间吃零食的习惯，吃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饼子窝窝头之类，并盛行拿干粮换纸的交易。纸也没有好纸，多是业已拆开一面印了字而另一面还能写字的书页——的两个同学的后边，向教室跑去。

突然，我不由停下了脚步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瞪口呆：老师就站在教室里靠近门口的地方，手持一根不知从哪个板凳上掉下来或拽下来的板凳腿，其势汹汹，一脸愠怒，正对鱼贯而入的同学们大打出手。

然而不能不进。

所谓在劫难逃。

一者，老师打得兴起，不肯轻易住手，二者，我是最后一个进入，不应轻易放过，结果，别人的脊背或臀部只着了一记，我的背上则着了两记。第一次打击已令我严重前倾，第二次打击有如助推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扑跌在地了。心想，既然已经倒了，也就不必慌着起来，索性让老师打个够吧，省得边追边打。

大约是老师已久不打人的缘故，忽然猛一阵乱打，体力未免透支，不禁气喘吁吁，以致就此罢休。我便爬起身来，上了自己的座位，等待老师训斥。

老师偏就未置一词，单是眼睛红红的——老师的眼睛通常不红，那一阵也未患眼疾，以此为据可知，一向所谓“打红了眼”者，不仅是修辞学上的夸张，而且是真实情状的写照，即因大打出手而眼睛发红——在教室里走了一趟，然后走出教室。

纯粹以板凳腿说话或曰纯粹的板凳腿教育。好在是穿棉衣的时候，没觉得多疼，但心里委屈，几欲掉下泪来。

下了自习以后，所有挨了老师板凳腿的学生，全都成了没挨老师板凳腿的学生的讥笑对象，而我又首当其冲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描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眉飞色舞，乐不可支。

那时的王李学校，有如一个羊圈，大羊小羊挤在一起。一个年龄和个子比我大得多高得多的同学冲我说道：

“你这回立了功了。”

莫名其妙。

“让老师解了馋了。”

越发莫名其妙。

“没听说老师揍人有瘾？”高个子继续说道，“上了瘾的工夫，见了学生的屁股，他馋。”说罢，他自己笑了，另外的几个同学便也都笑。

我听大人们春冬两闲的时候讲故事或曰拉呱，就不在书本的而论，除了拉鬼神多和拉吃的事情多以外，就是拉私塾先生的行状多。在有关私塾先生的呱里，私塾先生的形象大都不佳。当我终于领教了已经不是私塾先生的私塾先生的体罚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大人们之所以屡屡在呱里对私塾先生表示不敬，不是偶然的。

现在想来，老师之所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对我们动手，可能他是觉得，已经是新社会了，过去的一套不时兴了。然而他终究是打惯了学生的人，并且有着某些学生家长所谓“不打不成才”之类舆论的支持，以致一不留神，手又犯痒，所谓积习难改或旧病复发是也，高个子同学的描述庶几近之。所以，从本质上看，我挨的那两板凳腿，当归罪于封建主义的私塾旧教育制度。此后，没有哪位老师又再体罚过我。

没过多长时间，这位当过私塾先生的老师就回家转了。

代替这位老师执教的，是我父执辈的一位乡亲，我叫他大爷。这位大爷倒不曾体罚过学生，不过有时候他喜欢奚落人。一天上午，这位大爷已经开始讲课，我们村的一个同学——他家开馍馍铺——姗姗来迟。老师叫他站在门口，拉着长腔问道：

“怎么你才来呀？”

“俺娘说柴火潮，老是烧不开锅。”这个同学回答。

“怎么昨天下午没来？”

“昨天俺娘说：’你别去了，在家里推磨吧。’”

“你娘今天怎么不叫你在家推磨了？”

“俺娘今天没叫我推磨。她说：’去上学吧。’”

“噢，你娘说：’去上学——八！’还’九’不？还’八’！我跟你说：馍馍铺是你家开的，学校可不是你家开的。你明白’八’？”

“……明白。”

“明白就上位——’八’！”

这位大爷家里有事儿的时候，就让他的一个侄子代课。他的这个侄子，可算是我们的准老师。

我们的这位准老师，只有十六七岁，玩心多而师心缺。于是，三尺讲坛就成为他挥洒过剩青春精力的大好舞台了。

他上课的时候，喜欢让学生“爬黑板”，即在黑板上做习题。一次，他在黑板上出了道算术题，然后问道：“谁会做？”许多同学举起了手。他偏要一个没有举手的同学做。

该同学也是我们村上的一个伙伴，老实巴脚，其貌不扬，学习成绩不佳，常成为嘎古小子欺负的对象。他在讲台上脸朝黑板站着，我们的准老师好像忘记了他似的一直讲课。后来似乎想起来了，便说：

“做不出来？求太阳大哥帮帮忙吧。”

“……”该同学一脸茫然，其他同学也不知何意。

“你就说：’太阳大哥！求您帮帮我吧。”

人家只好照他说的喊。自然无济于事。

他又说，太阳在天上，太远听不见。就叫这个学生站在板凳上喊。以后又让站到桌子上喊。以后又让钻到黑板——黑板是挂在墙上的一扇门板——后面喊，直到他愿意叫停的时候为止。

同样没过太长时间，这两位老师和准老师，又由我的一位堂叔取代了。

我的堂叔来后，学生人数激增，校舍容纳不下，我们就搬去原来的白塔寺小学校址，我们的学校就叫白塔寺小学了。

我在王李上学——在我堂叔到来之前——的经历，留在我脑海里的影象，大体说来，都是负面的东西。至于正面的或曰温馨的记忆，好像就只一端。

王李有一位妇女。按年龄我应该叫她大娘。

我在王李的前当街第一次遇见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娘时，她挡住我的去路，冲我问道：“这是哪庄的小胖孩呀？”

说着，她蹲下身来，伸手摸着我的肚子，说：“我摸摸，这里头吃的什么。噢，这里是饼子，这里是白（粘）粥。是吧？”

以后，我每逢跟她相遇，她总是左一个“小胖孩”，右一个“小胖孩”叫个不停，必要逗哄我一番才罢，有时也谆谆教导：“逃学来没有？打仗了没有？逃学不是好学生，打仗不是好学生，好好念书才是好学生。”

她一直不曾问过我叫什么名字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胖过，不知怎么竟给她留下了“胖”的印象。

有时候，我不愿意她耽误我走路，就故意躲在其他同学的身后，或绕开她逃走。她就慈祥而狡黠地笑着等我，或故做声势地撵出我好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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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早已不在王李上学之后，我才从村里人们的议论得知，这位大娘的男人，是很“撑过劲”的。——他从外边回来，总骑着高头大马。别看是骑着马回来，可一见了前村后庄的乡亲，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都是老远地就跳下马来搭话。“人家不张狂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吹胡子瞪眼的，早不知姓么了，哪还了得起呀！”

以后，我又听说，在先，他们两口子有过一个儿子。一天晚上，有个人喝得醉醺醺的，提着把盒子枪闯进家来，气势汹汹地宣称：他们的儿子吃了枪子。“事是我干的。说说怎么着吧。”

晴天霹雳！

你道这两个当爹娘的如何反映？昏厥气绝？呼天抢地？向前拼命？没有。两口子谁也没有。

“好！好！他早该死了！”男人说道。

然后，男人又恨恨地大骂儿子忤逆不孝，说杀人者给他们两口子除了一害，实在感激不尽。他吩咐老伴：“沏茶！”随又对来人说：“坐，请坐。我也想除掉这个东西，就是下不了手……”

本来，杀人者杀了他们的儿子，为绝后患，是特地赶来要将他们一并结果的。听了上述言语，殊非始料所及，遂把枪收了起来，扬长而去。及至出了村子，忽然又犯寻思，急匆匆原路返回。又是出乎意料：人去家空。

不久，杀人者也被别人杀掉。

大娘的男人则投奔了外地的某个团体，所以才有高头大马可骑。就是这样一个在团体里曾有高头大马可骑的人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解放后竟当过政协委员。

我在王李上学的时候，一再见过上述故事里的主角。但那时我不知道他是喜欢逗着我玩儿的那位大娘的男人。并且，我看到的他的样子，实在很难让人与骑高头大马联系起来。总而言之，在我印象当中，他个子挺高，一脸和蔼，或者背着粪筐，或者背着柴禾，跟其他乡亲并没什么区别的普通农村老头。那时，我眼中的所谓老头，想想，也不过四十多岁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除了上述这位大娘，没有任何别一位与我本不相识的人，像她这样表示了对我的喜欢。及至听说了她的男人的可以说是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，想到她就站在这样一个男人的背后，我便觉得，对于她的喜欢，似应多一分珍惜。

也许，童年被人喜欢，是可以与壮年被人倚重和老年被人敬重相提并论吧。即使不能相提并论，终究也是很令人高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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